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 刘建生    

（2007年11月29日）

当前，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年代。这种变革不仅有政治较量、文化激荡、社会更替、文明冲突，更有着技术上的革命与飞跃。如果说当年电子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的内容和方式的话，那么，信息时代则对我们的一切更有着颠覆性的再造、重组和置换。新技术革命对于期刊等传统纸介媒体而言，不仅仅是在于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、时效与质量、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，而且在于从根本上改变着出版的方式、阅读的方式、使用的方式，甚至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。

当发表和出版已经成为人人可以自由掌控的现实，把自己的所思所虑所述所记，自由、畅达、迅速地展现给读者和受众；当人们可以无拘无束，不需要任何授权就可以随意翻阅无数个博客播客、电子期刊和网上读物，甚至可以互动交流，可以超越时空对话，可以拥有海量的信息资源；当人们能够用自己的标准、方式、方法，用自己的选择在其中反复筛选和甄别，形成再创造出来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信息产品；当这一切的一切都变得那么容易和普通的时候，互联网把许多过去不可思议的想象、情节和故事变为现实，把传统的发表、阅读和对话变成如此轻巧和快捷，如此方便和无所不及。

一切都在变。但有两点是不变的，并且在无比强大、无穷次数的冲击面前丝毫不改初衷。一个是理性的选择——人们按照自己的理念、目的和用途，对大千世界各类信息所进行的选择和组合。这种选择体现出人们在一定的理念范畴，对于事物的反复认识和沉淀。一个是文化的底蕴——这是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所在，在个性化、民族化的特色面前，任何信息都将被过滤和折射，正因为如此，人类所谓的多元文化才可以生生不息，才可以血脉相连，才可以代代相传。

那么，在讨论期刊数字化的时候，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看到，我们应当摒弃什么，应当固守什么；可以在哪些方面大有作为，又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生命的活力、蓬勃的源泉和永垂不朽的价值。

那么，我们才可以在期刊创新的时代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弘扬我们的价值，保持我们的优势，挖掘我们的资源，拓展我们的阵地；甚至赢得我们的市场，占有属于我们的份额，找到相宜的运行模式，以文化和经济的两翼，继续放飞我们的理想。

我们承认变动不踞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痛苦，同时也决不否认在艰难的攀援之后，我们仍然会找到新的路径、新的渠道，进而使我们的文化服务更人性化，更切合实际，更卓有成效。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任何技术上的变革和任何形式上的变迁，我们也不否认我们的认识和理性也会有着调整和适应，但是，我们所固守的根本，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，比如对人类共同理想和道德的营造，比如对社会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进步的努力，必须是矢志不移、坚定沉着和充满信心。这样，我们才不至于为技术而技术，不会在信息之海中迷失方向；才不至于人云亦云，随波逐流，放弃选择，进入盲目、虚无和非理性混沌之中，不至于放弃文明和文化，放弃科学和进步，自己埋葬自己。

我们决不保守，不固步自封，不把自己陷入僵化教条的泥淖，但也决不妄自菲薄，无所事事，无所作为。数字化和信息化应当是人类社会进入更加理智、更加文明、更加和谐与自由的阶梯。我们未来的阅读对象、未来的读物也许不再叫期刊、图书、报纸，那都没有什么，叫网也好，叫信息库也好，叫资源库也好，叫笔记本也好，总之，我们的这种选择和认可，总是会对人们有所补益、有所启迪、有所帮助。那么，这种形式就有了存在的理由，就有生生不息延续下去的可能，就有红红火火、烛照社会和人生的价值。只要我们因时而宜、适时而动，我们就无往不胜。

传统与现代的更替是历史的必然。传统媒介形式的去留完全取决于人们有无新的替代和补充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这种改变是替代还是互补，是完全替代还是不完全替代，这都需要在实践之中，反复比较和判断，反复筛选和决择。人们也有一个不断创新、不断适应的过程。科学的技术的“硬”与文化的智慧的“软”，相辅相成，可以演绎出无穷无尽的组合，时间和岁月遗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生命力的灿烂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们特别呼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内容创新和文化创新，呼唤文化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，呼唤融合所有媒体形式和传播渠道的综合能力，呼唤现代传媒与传统出版的有机结合，呼唤内容、技术与服务高度融洽的成功运行模式，呼唤保留文化之根、文化之魂、社会之真、国家之本的所有文化形式与文化方式。

我们热切期待，信息化的飞舟之上，中国出版业的大繁荣大发展。